艾敬的旅程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伊萨卡岛》( 康斯坦丁·卡瓦菲斯)
还未走进艾敬2018年秋于沈阳举办的个展现场，你也能够从展览场地和标题感受到它如梦如幻且典型化的特质。这是艾敬从事视觉艺术创作的第十九年——她师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张晓刚学习绘画——此前她已在国际蓝筹画廊纽约马乐伯画廊与意大利米兰昂布罗修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海内外著名公共艺术机构举办过个展。不过，此次新展却出乎意料地选定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这座巨大的老厂房建筑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画廊”空间，其内部保留了高侧窗和过顶的起重机轨道，并被老工业基地留下的重型机械占据。在这个挑高细长、依稀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厂房车间内，艾敬用她的绘画、织物和大型雕塑作品编织出个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
展览标题具有三方面重要性。首先，很少有其他神话主题比“回归故里”更具普遍性和震撼力，这一精神向往已成为无数经典作品背后的驱动力。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古希腊伊塔卡岛国王俄底修斯为了帮助希腊人夺回被掠走海伦而远征特洛伊十年，又在“葡萄酒般漆黑深邃”的海上漂泊了10年，最终踏上伊大卡岛的土地，回到了等待他的妻儿身边。圣经故事《浪子回头》中，一个行为不端的青年在离家并挥霍了从父亲继承的财富以后又回到家中，获得了父亲的热情款待和原谅。这些经典的寓言故事揭示了人类处境中一个自相矛盾的常量：为了个人和社会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体不得不在某些时刻脱离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团体，也必然在另一时刻自愿地重新回归团体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快乐，都存在于这推-拉的角力中。对一些人而言，这是一场单纯的青春期仪式（表现为对家长和同伴的傲慢无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那些走得更远且变化更为剧烈的人——这是成年的必经之路，也是成熟的标志。
艾敬离开家乡沈阳的经历，恰与《浪子回头》中主人公在远方把财富挥霍一空的故事截然相反。在上过声乐私教辅导、考进沈阳艺术学校声乐系之后，这位年轻的表演者在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沈阳，她没有自我放纵而浪费资源，而是不断地发展着她的天赋。在北京，艾敬选择去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并考入东方歌舞团。在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后，艾敬很快便在北京、东京、香港、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获得成功——首先是以歌手和演员的身份，然后成功转型为视觉艺术家。
然而，尽管浸泡在音乐、时尚、艺术的声光色影中，艾敬还是被一种持续的思乡情怀所萦绕，她梦想着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回到工人子弟之间。艾敬从不隐藏成长中的影响——她的父亲曾是一名技术工人，擅长演奏多种民族乐器；而她的工人母亲则擅长演唱北方评剧——艾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赋予它们全新的语境和面貌。艾敬的音乐作品大多由她自己作词作曲，融汇杂糅着中西方民谣、摇滚、流行音乐等多元元素。她的视觉艺术通常采用色域绘画和连续性手法，不难看出是受到了她母亲长年累月的编织习惯的启发。这些作品散发出质朴的气息，使艾敬在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显得颇为另类而宝贵。艾敬常说起自己想把艺术做给蓝领工人——这在被明星和金钱绑架的当下社会环境中就像一种顽固而感伤的对抗。
因此，“家乡”从神话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精神栖居之地——它是个体起源与回归之所，承载着生命最根本的循环。此外，艾敬的展览标题还有第二层深意，它关乎一座特殊城市的特殊历史。沈阳所处辽河平原土壤肥沃，冬冷夏暖，是中国东北第一大城市。它距离北朝鲜不到四百公里（飞机时间约半小时），延续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十七世纪满洲人从居住于东北一隅到统治全中国之后，清朝在入关前曾定都于此，后迁都北京。三个世纪后，日本占据中国东北三省并建立了满洲国伪政权，沈阳成为满洲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二战结束后，这里曾是中国国民党占领的战略要地，直到1948年沈阳在辽沈战役胜利中解放。
艾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在沈阳度过了她的青春时光，当时这里还是一座以工业立市的城市，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基地。这里的工人都曾经历了“铁饭碗”政策的要求和保护：他们需要在工作单位长期工作，以获得集体宿舍和子女就学保障、稳定的就业机会、免费的医疗服务和退休工资。艾敬的父亲曾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二十年过去了，他的肩膀由于常年摇动车工的摇把而有些倾斜——但这却为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换来了安稳的生活。进入九十年代，如此喜忧参半的生活轨迹被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东北重工业逐渐凋零没落而打破——伴随着工厂纷纷倒闭和工人下岗。然而，现在的沈阳已在各种新兴行业的引领下逐渐复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汽车制造、软件和电子信息产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老工厂环境中呈现“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象征了这一地区（以及整个国家）不断从大批量生产向创意产业——无论是商业设计、人工智能、高科技制造业，还是视觉和表演艺术——的过渡。展览期间，来自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受邀在鲁迅美术学院参加全日研讨会“工业文明与当代艺术”，以探讨由展览引发的诸多经济-美学议题。艾敬在中国工人博物馆呈现的十四件作品是对往昔的深情追忆，亦是对未来的希冀与预言。
展览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作品《母亲的味道》（2018）——一件直径9米的大型球形装置。这只酷似樱桃形状的巨型毛线球被布置在芳草和野花中间，还原了艾敬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周围的草原局部面貌。进入这个子宫状的内部空间中（一个阴茎状的门道向上指向阴道般的腔体），观众会闻到定时喷雾的艾敬母亲发油的香味。在作品不远处，一个颇具自传色彩的“女孩儿”在场馆内的草原上荡起秋千；在她的下方，一只老锅炉放映出沈阳人日常生活的影像片段。一组三幅作品《弦》（2018），乍看之下有如罗斯科式绘画，实际上却是在画布边缘的钉子之间把线绷紧而形成的如弦乐器般的视觉画面。
除了对社会和心理问题的探索，艺术家还展现了她对精神性的呼唤，如作品《艾·祈祷》（2018）呈现了一个略微放大的以艺术家的手为模本、做双手合十祈祷动作的钢雕塑。尽管它仿效了哥特和文艺复兴艺术对基督教祈祷动作的刻画，艾敬最初认识这个手印却是在研习佛教和冥想的过程中。作品《烈日下的行走》（2015）充满了丰富的肌理、花朵和明亮的金黄色油彩——融汇了多种西方宗教传统——将光与自然及鲜艳的色彩、光与上帝、上帝与爱的关系予以呈现。
展览中最为核心的作品——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在实际呈现上——是展览同名作品《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2012）。作品呈现了一件真人大小、高度仿真的正在低头编织的艾敬母亲的雕像，以及她正在“编织”的一块由数不清的长方形小格组成的挂毯——每一个方格中都写有“LOVE”字符。挂毯被平铺在草坪上，有如一件六十年代的“散落艺术”（scatter art），令人不禁感慨手工艺者的耐心——被艺术世界称之为“过程”——这正是艾敬所格外敬重并投身实践的（也令人联想到荷马的佩涅洛佩——她拒绝了无数追求者，在等待丈夫俄底修斯归来的过程中，不断编织和拆散一块裹尸布）。在对儒家文化中家长制作风、圣经旧约的宗族族长所衍生的西方传统的沙文主义的无声而温柔的对抗中，这个无私奉献的“母亲”体现了展览标题的第三层寓意：母性之爱。
由此，真正的奉献行为中的互惠特质显现出来。作为一名已发行多篇文章与著作、具有深厚文字功力的作者，艾敬曾在文字中坦言：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母亲的编织行为而苦恼。这些织物的款式和尺寸都更适合那个年少离家的朴素小女孩，而对这个如今早已独立、游离西方的年轻女性显得过时。幸运的是，这场典型的母女冲突在艾敬母亲2015年去世的几年前便已消解。慢慢地，艾敬开始感激这种出于保护的行为，并委托母亲和五十多位亲戚、邻居和朋友一起使用废弃的旧衣物来编织“爱”的织毯，使这一具有地方特点并与家紧密联系的手工艺品转化为精巧的艺术作品，同时更承认和超越了其起源——正如艾敬的家乡个展和艺术家本人一样。